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1928年初，周恩来委派在中共中央担任会计的熊瑾玎在上海物色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

1946年熊瑾玎夫妇受周总理嘱托去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时拍照

当年4月，熊瑾玎历经寻觅，在四马路（福州路）云南路口天蟾舞台一侧找到一所两层楼的房子——二楼的三间屋子供中央政治局开会和日常生活之用，楼下是二房东周生来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人员往来。

此外，人员进出可经一条不为人注目的小巷直通上下楼梯，紧靠天蟾舞台的房间还有一处暗门与剧场散场通道连通，便于特殊情况之下的紧急转移。熊瑾玎还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经营湖南纱布。为掩护机关，中央又调来一位湖南籍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熊、朱在湖南便已认识，二人志同道合，不久发展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

1946年熊瑾玎夫妇在旧址门前拍照留念

中共“六大”后，中共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秦邦宪等常到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的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九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他对出入这处秘密机关的人员作了明确的限制，只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省委的领导才能来此。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谨慎，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和有利位置的掩护，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直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投敌才不得不放弃。

朱端绶三十岁生日合影

现在的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原云南路447号），就是中央政治局机关的旧址，1980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遗址

国共合作破裂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以应对严酷的白色恐怖。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遗址-山西南路344号-现物资大厦（2018年2月8日）

他提出党员职业化，机关社会化、群众化的重要原则，要求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或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住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夫妇俩人，女同志要像家庭妇女一样买菜、烧饭、洗衣等，住机关和来往机关的人，穿着、语言、举止等都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等。

1929年夏至1930年底，山西南路344号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就是按照这样的要求设立的。当时，这里对外挂“荣丰号”招牌，公开做证券、股票生意。中共中央秘书处内交科长顾玉良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与妻子沈恩珍带着一个婴儿居住于二楼的后间，掩护机关。

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遗址铭牌

中共中央领导向忠发、李维汉、任弼时、关向应、邓中夏、罗登贤、邓小平等均到过此处，就相关工作进行个别交流谈话。党中央管理财务的熊瑾玎驻守云南路中央政治局机关时，几乎天天到这里。在此期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曾与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在此商谈领导发动江苏的武装斗争。

顾玉良

黄浦区山西南路344号原为砖木结构，沿街二层楼房，坐东朝西。原建筑因旧区改造拆除，建上海物资大厦。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

今黄浦区浙江中路112号（原五马路清和坊）曾经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中共“六大”期间，李维汉负责留守，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居住在楼上，楼下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为掩护机关开设的一个杂货铺，出售香烟、肥皂、洋火、草纸等日用品。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络点行号路图录

1928年8、9月，李维汉搬离此处，中共中央秘书处张纪恩、张越霞搬到这里，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身份在此居住。楼上是中央领导开会、碰头的地方。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2017年12月11日）

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罗登贤、杨殷、顾顺章等曾来此开会，讨论浙江、云南工作问题，周恩来在这个联络点接待过各地负责同志。

该建筑是一幢砖木结构坐东朝西临街一开间两层住宅。2014年4月，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