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南京路上永安、西施、新新、大新、国货、丽华六大公司有党员和候补党员261人。这些党员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积极分子，组成五百人的人民保安队。

为迎接上海解放，百货业党委要求各党支部：每天深夜，秘密收听新华社消息，由专人记录，然后油印成传单，秘密投寄散发。例如国货公司的六名女党员，每天晚上聚在一处6平方米的阁楼里，将新华社当天有关电讯，刻写到蜡纸上，油印成传单。

△上海市民在南京路上阅看解放军布告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她们用手电筒照明，忙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累了，六个人和衣挤在一张床上，白天照常去上班。有的公司还把新华社评论和党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印成传单组织传阅。在条件许可时，把收听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重要文件，通过积极分子向周围群众宣传。经过努力，不少高级职员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统治靠不住了。

1949年二三月间，国民党政府加紧在上海进行破坏活动。百货业党委部署下属党组织，以地下党员和老职工为骨干，吸收资方及其代理人、进步组织等，在各大公司成立“应变委员会”，以各种会议、出会讯、会刊等形式，向广大职工宣传“应变”的重要意义：“应变”就是保护企业财产，也就是职工的饭碗；破坏企业财产，就是打碎职工的饭碗。这样把“保商店”与“保命、保家、保职”联系起来，调动了职工参加护店斗争的积极性。

△1949年7月7日，南京路上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边

由于“应变”工作同样对资方有利，资方人员也乐于参加。“应变委员会”成立后，为保障职工生活，希望资方给职工发“应变费”。资方很快同意给职工发了一至两个月的实物工资的“应变费”。各“应变委员会”还派人去市郊采购粮食、咸鱼、酱菜等食品。

南京路上各公司大楼栉比相连，这些建筑群若被国民党军队霸占，一旦发生巷战，将招致解放军重大伤亡与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严重破坏。因此控制大楼，不让敌军进驻，迫在眉睫。“应变委员会”组织职工和职工家属住进公司大楼。不料此举遭到了黄色工会头子的阻挠，他们以“违反警务司令部命令”为由反对。

△南京路上悬挂着欢迎解放军入城标语

永安公司地下党组织立即同郭琳爽等人商量，晓以利害。郭琳爽认识到职工和家属住进大楼，保护企业，对自己有利，欣然同意“应变委员会”的意见。公司400多名职工和家属携带箱笼铺盖，在最高的六楼住了下来，和纠察队员配合，控制了南京路西面、英华街一角和东面浙江路、日升楼一角的两个制高点，使原驻在大楼的敌军无法加以利用，也防止了他们再度增兵进驻。

当时，各大公司资方和某些高级职员，因不了解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在决定去留问题上疑虑重重。因此各支部加强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民族资本家，经常向他们寄送党的宣传品，还派党员向他们做面对面的思想工作。 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动向，在同业中影响很大。他在国外有不少企业，有12个子女在国外。

而侨居美国的长辈郭乐和坐镇香港的郭泉等人函电频繁，催促郭琳爽等人离开上海。但由于党组织工作做得深入及时，向他们指明前途，同时郭琳爽等人也亲眼看到在危急时刻，广大职工同心协力维持营业，保护企业，所以并不像郭乐、郭泉那样惶恐不安。永安职工分会理事会主席丁盛雅专程访问郭琳爽，晓以大义后，郭琳爽当场表示：“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

△车头有庆祝上海解放装饰的有轨电车驶过南京路

此后，郭琳爽对离开上海去解放区的职工家庭，发现有生活困难的，主动关心。但是，郭琳爽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他曾把买了飞机票准备出国之事透露给一位地下党员，以作试探。党组织又派人上门，与郭琳爽反复磋商，权衡利害得失，促使他把飞机票退掉。郭琳爽毅然留沪的举动，影响了一大批上层管理人员，等到上海一解放，他们就同广大职工一起迅速开门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