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庆祝上海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嘹亮的歌声四处回荡。在淮海中路上，有一支“人民宣传队”在第一时间迎接人民子弟兵的到来。而今已逾90岁的周起渭当初是这支队伍的策划组织者之一，日前，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庆祝上海解放，有轨彩车驶过南京路

周起渭生于宁波鄞西樟村。日军占领樟村后，周起渭和老乡们绕道慈溪,在庵东趁黑夜登上木船,渡海到闵行,几经周折，由外滩进入租界，我在堂叔的钟表店当了学徒。”

在堂叔的照顾下，周起渭能勉强糊口。1942年上海当局规定：国产米不论数量，一律严禁运入租界。居民口粮配给“户口米”，米价杂粮价疯涨，就连买玉米粉也要排队。“当时规定，大米4升、面粉10市斤、豆类5升以上不准带入市区；查出要处死。”

“我寒冬腊月天不亮就得起来,在米店‘长蛇阵’里等开门。有时终于排到，但米已售罄,只能空手而返。”

艰难困苦没有压垮周起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现东海大楼）的新亚图书馆很多藏书，其中有大量进步书籍。他喜出望外，在那里他读到了鲁迅、茅盾、巴金、高尔基等人的文学著作。而后又买到了苏联的《时代日报》《时代》杂志、《苏联文艺》和《丹娘》《卓娅和舒拉》等革命文学作品。

△周起渭近照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时，上海的大小马路上鞭炮声四起。抗战胜利的喜悦持续没多久，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弄得民不聊生，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

1947年，在堂叔帮助下，周起渭进入牛庄路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进修,在那里结识了同学钱德镛。他俩常去八仙桥青年会活动,听孙起孟、陈巳生、林汉达等作报告,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一天钱德镛对我说,有位朋友从解放区来，想不想见？我表示十分愿意。他笑着向我亮明了共产党员身份。5月，我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周起渭激动地说。

△周起渭收藏的革命宣传画：红军陕北汇师

1948年2月，周起渭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到成都北路知行夜校入学，组织文娱活动，成立学生会，培养进步青年，发展党的外围组织。“适逢‘申九惨案’。我们写文章、出墙报，声援工人罢工，发掘、培养、团结社会进步人士。”

当年秋天，周起渭奉命撤出那家夜校，进入华龙路(今雁荡路)中华第一职业补习学校，开辟新阵地。上海电力公司的王孝和英勇就义后，上级通知周起渭，约定紧急应变讯号：若有人无端送文具等杂物上门就是警报，应立即隐蔽。“不久后，随着党员周宝训在利群书报社事件中不幸被捕，上级要我们立即停止活动，组织联系也暂告中断。”周起渭说。

1949年初，周起渭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随着4月24日南京解放。周起渭接到上级决定: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5月中旬，上海战役开始。按照上级布置，周起渭和同伴们向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投寄函件,要他们停止作恶、立功赎罪,保护好文件档案；向企业主散发宣传品，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和解放军《约法八章》

△周起渭收藏的革命宣传刊物

1949年5月24日，周起渭正借宿在静修路朋友家，熟睡中突然被敲门声惊起，来人相告：“解放军进市区了”。

周起渭急忙赶回家取物,途经老西门,见几名解放军战士身背数支缴获的步枪,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自西往东走来。福煦路(今延安东路)浦东大楼前停着一辆坦克，人去车空。嵩山路国民党警察局门前，挂着一面白旗。成都北路上有支解放军部队往北挺进,虽遭到抵抗，仍勇敢地跃过马路往苏州河方向而去。

周起渭取了需用的物件后，赶往复兴中路上的一所机械学校报到。接着几日，他与同事上街执行“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任务，在林森路沿线维持社会秩序,动员商店照常开门营业；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高唱革命歌曲，欢庆上海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