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外围战打响，刘石安是第九兵团20军59师175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战士。回忆七十年前的往事，他侃侃而谈。

攻克火车站

国民党当局自1948年就开始在上海构筑防御体系，扬言“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33％”。

1949年5月上旬，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的10个军接到解放上海的命令后，由太湖西北地区出发，向黄浦江两侧进攻，截断上海之敌海上逃路。1949年5月24日，下属60师178团受领了市区的作战任务。该团是20军主力团之一，战斗力强，文化素质高，作战机动灵活，执行纪律严格。更为特殊的是，该团是一支上海人民子弟兵，他们对上海市区情况熟悉。

5月25日上午，178团接到上级通报，苏州河北岸有敌情，以北火车站为主及其附近有敌青年军驻守，企图负隅顽抗。团部下达作战命令：攻占北火车站，断敌退路，尔后分割包围各个歼敌。早上10时左右，团部发起对浙江路桥之敌猛烈攻击。

过桥后，经过激战，178团终于占领了北火车站，切断了市内残敌的退路。尽管战事异常激烈，但解放军始终恪守着丹阳会议所确定的《入城守则》：攻击市区，绝对不准开炮，绝对不准爆破。为此付出了伤亡的代价，仅第20军参战部队中，有23000名指战员负伤，7612人在上海解放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策反刘昌义

5月25日，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而有数万敌军在苏州河以北，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沿线设置阵地，占据了制高点和一些仓库、大楼，企图固守。

当日清晨，兼任沪西护厂大队长的田云樵（时任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找到第27军81师师政委罗维道。罗维道说：“敌人正依仗制高点用火力封锁桥面，而我们又不能使用重型武器。如果强攻硬冲，战士的伤亡太大，不知你们有无可利用的关系？”

“知道对方守军的番号吗？”田云樵马上问道。

“国民党第51军。”

“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部队。”田云樵自告奋勇。田云樵立刻联系了进步人士、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的王仲民，商量策反方案，几经周折，王仲民终于走进了敌51军军部，出来接待的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刘昌义时任国民党中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第51军代军长。他是国民党上海军界的最高领导。

刘昌义与王仲民一同在西北军共过事。王仲民开门见山地说要找王秉钺军长。刘昌义答：“现在51军军长由我兼任”（其实，这时的王秉钺已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王仲民表达了劝降的意思。刘昌义再三考虑后说：“你是共产党派来的，但你不能代表共产党，我要自己跟共产党谈。”

1949年5月25日下午4时，刘昌义带着副官及王仲民，来到解放军阵地，与27军军长聂凤智见面。刘昌义放下武器投诚，51军限时在指定地点集中。5月26日上午8时许，刘昌义部队开始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接管这一地区。苏州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露宿南京路

 5月24日的上海，阴雨绵绵。九兵团第20军59师渡过黄浦江，从江南造船厂码头上岸，沿西藏南路一直打到西藏中路，晚上解放了南京东路、福州路一带。战斗暂告一段落，但战士们的作息成了问题。

战士们进入城区后，没有人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为了不惊扰市民，夜晚南京东路上，蒙蒙细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睡卧在马路两侧。

住在附近的居民与路过的行人都看到了这难忘的一幕。南京路上，上海滩，曾驻扎过军阀军队、日本侵略者军队、国民党军队，却从未看到露宿街头的军队。他们秋毫无犯，不进市民的家门，睡在马路上，而且团长、师长也与普通战士一样。有一位民主人士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二天早晨，打开窗户，看到睡在马路上的部队，不无感慨地说：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